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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这是送给巡抚的，送给布政使的没有这么多。其情况是，土司州县没有馈送，其他九府每节40两，63个州县或12两，或24两，合计算来，每节可以得银1300多两。（雍正元年六月广西布政使刘廷琛奏折）

广西是个穷地方，州县官员的收入少，所以送礼的标准也比较低，但巡抚一年所收节礼也有一二万两银子。在山东，巡抚的节礼据朱成元案中被判死缓的黄炳自己此前所说，高达6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黄炳奏折）其他各省的巡抚，比如河南是4万两，江西是5万两，广东也是5万两（还有10万两的说法），贵州最少，是7000两。

（三）“贺礼”、“谢礼”

“贺礼”，是祝贺上司“生辰喜庆”等喜事时送的礼，它包括送给官员本人的“寿礼”（也叫“生日礼”，算入节礼），也包括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等时节送的礼。

在朱成元案中被查处的博尔多，在山东布政使（代理）和安徽布政使任内给母亲做寿时都有官员送礼。雍正元年（1723）五月山东任上，“济南府的官员做备围屏、杯、缎、银如意、调羹送来上寿”，具体值多少钱不太清楚。第二年在安徽，“收受各属寿礼，金银、绸缎、玉器等项共计银七千余两”。　。。

二　送礼簿的内容（3）

“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推荐任官或保荐升官所送的礼。

除了上述的多种“礼”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名堂的礼，比如“盘库礼”也是很常见的。所谓“盘库”，意思是上司到下级衙门盘查银库、粮库有没有问题，一般是一年查两次，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可能与检查春秋两季的税收工作是否做得到位有关。咸丰九年（1859），张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询问说到四川总督每年春、秋两次到布政司衙门盘库，每次可得银子1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雍正二年代理广西巡抚韩良辅在奏折中则说到广西不仅有“盘库礼”1200两，还有“阅城礼”1000两，是视察部队时军官们所送的礼。另外州县官员招待过境的高官，高官随从人员会索要“抄牌礼”、“过站礼”等等名目的陋规。

送礼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赤裸裸地送银子，而是与实物一起送的，实物当时称为“表礼”或“水礼”。当然也有只送贵重东西而不送银子的情况。实物中的土特产叫“土仪”。当然，每次送礼时还要送“随封银”，或“单随”，或“双随”。

以上名目繁多的“礼”，大概就是山东蒲台县令朱成元应该送的，也就是他的送礼簿中可能记录的内容。那么，朱县令每年为了送礼要花掉多少银子呢？据权威人士田文镜说，没有个三四千两是不行的。（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

问题是，这些银子从哪里来？山东州县官员养廉银是1000两，这还是雍正改革后才有的补贴，在这之前只有45两银子的俸银，要支付这么多的“节礼”怎么办？它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迫使山东州县官员在征收钱粮时以“火耗”等名义浮收；另一个是如果用得急，那就只有先挪用属于国家正式财政收入的银子，这样就导致亏空。在朱成元的案子中，朱成元在蒲台县任上的26年共亏空26000多两银子，平均每年亏空1000两。山东全省，据田文镜说亏空达到200多万两。如果也以26年来计算，平均每年落下的亏空大约是10万两，山东共有一百来个州县，平均下来刚好是一个县1000两光景。由此可见，蒲台县的亏空处于平均线上，这意味着朱县令虽然不是什么好官，但也未必是那种特别贪婪的官吏。

我们还可以推测一下送礼与州县加派“火耗”的关系。山东有一百零几个州县，每个州县每年送给上司的“礼银”如果是3000两，那么总额就达到30多万两。而山东的地丁钱粮是300多万两（山东的税收主要是地丁银，其他方面很少）。这意味着，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征收地丁钱粮时至少要加派10％的火耗。换句话说，山东的老百姓为了官员们的“礼”要在法定税收之外多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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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送礼行不行？（1）

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在这种到处都要送礼的官场秩序中，如果一个州县官员想做清官，他能不能做得到？或者换个意思说，一个州县官员不送礼行不行？答案很简单：不行，绝对不行。

之所以说不送不行，这是由送礼的对象决定的，要知道下列几类人都是得罪不起的，否则公事很难公办。不能不送礼的人包括：一、上级，特别是顶头上司；二、上级的亲属、家人、随从；三、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四、钦差或“过客”；五、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亲属、家人、随从。除了这几类人之外，还有两类人也是必须送礼的，不过关系情况比较特殊，留待后面再说。

（一）不能不给上级送礼

为什么说不能不给上级送礼呢？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叫李皭的人在福建将乐县当县令，上级暗示要送礼。李皭是个清官，刚到任的时候就跟家人说明白：“当官除了俸禄其他都是贪赃，你们不要连累我。”衙门里有二株桂花树，开花的时候，李皭指着桂花树说：“这树是官物，你们有谁敢擅自攀折的，我饶不了他。”可以想见，李皭不会向上司送礼，也没有礼可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李皭当了三年官之后丢官回老家。记叙此事的《清稗类钞？廉俭类》说到李皭丢官原因的原话是这样的：“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

李皭的遭遇肯定不是个别现象。雍正二年，杭州人汪景祺在给他带来灾难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里面说当时吏治最坏的是陕西，几十年来，陕西的省级高官——督（总督）、抚（巡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都是旗人，他们除了搜刮财产、喝酒听戏别的什么都不会，下级为了讨好他们只好加征杂派，偶尔有一两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去送礼，就不能保有其职位，甚至有致家破人亡的。汪景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间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为馈遗，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五月二十日记，“西安吏治”条）

咸丰四年（1854）、五年，一个叫何绍基的人做为学政在四川各地主持考试，结束后他向皇帝报告，说他到地方上接触了一些官员，他们都对给上司送到任礼和节寿礼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向总督、藩台、臬台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道台和知府的三节两寿和到任规礼，多的达到一万几千两，送给上司的这些礼和国家正式税收没有两样，绝对是不能少的。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

（二）不能不给上级身边的人送礼

上司本人的礼不能少，上司身边的人同样不能少。上司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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