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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至于与新思想相对立的那一方面，周作人则坚决表示拒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记有云：“接家信，促归考。即作复，历陈利害，坚却不赴。”以后他回顾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47对他来说，已不可能再走回头之路。八月三十一日日记云：“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下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寔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对比过去矻矻于科举得中，他已经变成一个“新人”了。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9）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周作人写了一首《焚书》，最能体现当时的思想立场：“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举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诗末更有一番言语：“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辞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谭嗣同著《仁学》经鲁迅提供，就在此前读过；以上所说，颇有谭氏“冲决网罗”之概。

周作人水师学堂日记记录了他当时读的大量作品，古今中外，无所偏废。所受启发自不限于思想方面，还包括了以后他一再提到的“国文的修养”、“文学的影响”在内；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或许更其突出。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日记云：“看小说《经国美谈》少许，书虽佳，然系讲政治，究与吾国说部有别，不能引人入胜，不若《新小说》中《东欧女豪杰》及《海底旅行》之佳也。”以后自己动手移译作品，正是循的这一路数。对于文学本身的兴趣，始终体现在周作人的翻译活动之中。

不过此时他又“不安其位”了。究其原因，仍与向所追随效仿的大哥有关。周作人成为水师学堂正式学生之后五天，鲁迅即从矿路学堂毕业，随即被派往日本留学。兄弟又要分离，周作人一时难以接受。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日记有云：“下午大哥来交书箱一只，篮一只，云二月中随俞办出东洋，定明日旋里启行，予闻之惘然。坐少顷即去。夜方寸甚不敞快，磊块满矣。灯下作三十绝句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钟始睡，转辗不能成寐，夜半始睡酣。”大哥走后，他甚感寂寞，如六月九日日记所云：“夜，雨霁。挑灯独坐，听窗外蛙声，如两部鼓吹，东风箫箫，吹白杨作响，声甚凄清。煮茗自啜，怀忆远人，思作日本信，因无鱼雁而止，当待考后矣。”

鲁迅除了供给弟弟许多读物外，还不时通报有关日本以及他自己的各种新的信息。这也在周作人日记中留下记载。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收到大哥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扶桑记行》一卷，“系其路上日记，颇可观览”。六月十六日：“接大哥初三日自日本来函，又摄影三纸，以壹贻予，披图视之，宛然东瀛人也。”七月十八日：“接大哥来信，尽二纸，尽白话。”一九〇三年四月九日，收到“断发照相一张”。四月二十六日，又收到“断发小照一张”。所有这些，为周作人勾画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此时之日本，犹如从前之南京，成为他向往的所在。在一首题为《春日坐雨有怀予季并柬豫才大兄》的诗中，他如此想象那方天地：“通天枫树春日社，满地樱花小石川。胜迹何时容欣赏，举杯同醉晚风前。”收到鲁迅“断发小照”的同日，周作人有云：“剃头，予嫌发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发不多。伧父本将失笑，然余惟不屑与垂大尾者为伍，故以此以示区别。彼松辫子刘海箍者必指我为狂夫，我不顾也，我甚愿也，呵呵。”置身“断发”尚不可能的国内的他，显然是尽最大可能地仿效大哥。及至一九〇三年九月鲁迅回国度假，兄弟二人在杭州皆著洋服，路人见之，竟以为“红毛国人”48。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0）

于是周作人希望再次追随大哥，也去日本留学。一九〇三年一月，听说新任总办要去日本调查水师章程，拟择学生四人随往，遂争取此一机会，然而未能如愿49。嗣后更因此与担任学监的叔祖发生冲突：先是鲁迅着人带书来，来人言及所在之日本弘文学院闹###事。周椒生知道后“大恐惧”，切责作人，并要他写信给大哥，“诡造谣言，促之回国”。作人“不得已，草草作数十字付之”，私下另写一信，“述此事，力阻其行”。他为此大发感慨，四月十八日日记有云：“呜呼，###危亡之现象既已如此，而顽固之老大犹沉沉大醉，三年之内，###不亡，吾不信也。伊并谓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嗟乎，大丈夫生何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倘事可成，则亦已耳；不然，必与之反对，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举，今若不成，吾复何望，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吮笔书此，愤气填膺。”此时之南京，亦犹如从前之绍兴；“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与当初在家感受，何其相似乃尔。不过现在的周作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关于“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之“此”，周作人后来说：“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50

一九〇三年十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起先近似时症，继而脚肿、脸肿，此后又患颈疽。于十一月随已被水师学堂辞退的叔祖返回家中，至次年三月才回南京。五月中旬，日记有《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变迁》一则：“三月杪为学事经营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绝望。觉我无复有脑，无复有血，神经为病，历三数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从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所谓“学事”，仍指争取赴日留学。然而日记所说，似乎预告他将有一番新的作为。

三

《女子世界》一九〇四年第五期登载了署名“吴萍云”的《说生死》和《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章，乃是周作人首次公开发表作品。此前一场大病，或许是“说生死”的由头；然而该文着眼于“死亦死，不死亦死，嗟我同胞，处此四面楚歌之中，何以处此”，乃是鼓吹民族主义革命之作。后一文则将这个意思移过来讲中国女子当自强独立。该年七月，祖父病逝，寿六十八岁。长孙鲁迅远在日本，遂由暑假在家的周作人顶替“承重”，“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51。嗣后，周椒生介绍他去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两月后期满，学堂方面因学生发音不大准确，未予续聘，遂于十一月下旬返回南京。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起手翻译《一千零一夜》中的《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至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九日完稿。以《侠女奴》为题，在《女子世界》连载，署名萍云女士。该杂志此后陆续刊出周氏著译，包括《题〈侠女奴〉原本》、《好花枝》、《女猎人》、《女祸传》、英国陶尔（Conan　Doyle）52作《荒矶》和法国维克多·雨果作《天鹨儿》等。一九〇五年六月，上海小说林社印行了周作人的两本译作，其一为《侠女奴》；其一为《玉虫缘》，即美国作家安介坡（Allan　Poe）53一八四三年所作短篇小说《黄金甲虫》（The　Gold　Bug），署会稽碧罗译。此书于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脱稿。“《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54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1）

《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也是小说林社的创办人之一。上述二书均系其经手，且注明“初我润辞”。出版《玉虫缘》“以书五十部见酬”55，《侠女奴》则获赠《女子世界》一年。关于与《女子世界》及丁初我的因缘，周作人说：“当时我一个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56周氏成为一代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与某些媒体以及担任编辑的人关系密切；《女子世界》是他最初的园地，而丁初我则是第一位合作的编辑。类似情形，此后还会出现多次。

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起，作者就以“我女子”身份讲话；以后在《好花枝》、《女祸传》中也一再说“我女界”。这自是替《女子世界》写稿，又假冒女性作者的缘故。以后他说：“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57其实意义可能不止于此。周氏毕生关心女性，同情女性；而一开始就站在女性立场考虑问题，发表意见，虽然未必出于自觉，却由此建立了一个更接近于本质的视点。以后他讲“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58，而对清人俞理初“好为女子出脱”、“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的态度极表赞同，道理正在这里。

周作人最初的文学活动，乃以翻译为主。后来他总结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59说来周氏毕生所受学校教育，真正有意义者仅止外语一项；在南京如此，以后在日本亦如此。借助所掌握的各门外语，他得以超越当时国内的译介水准而直接接触世界最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并成为相关译介工作的重要一员。正如其所说：“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60

关于学习英文以及开始翻译之事，他说：“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地丢掉了吧。”61“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62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2）

周作人说：“阿利巴巴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63为此篇所撰“说明”，则赋予“侠女奴”以特殊意义：“……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在组诗《题〈侠女奴〉原本》64中，更归结为“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这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所说“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实有一致之处。所作其他各篇，也一再申说此意。《女猎人》65系“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其中有云：“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仍是出于同一意图。《女祸传》66中则谓：“吾姊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奋迹一时，流惠千古，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未为晚也。”这种思想或为一时风尚67，嗣后周氏自己亦有所订正，譬如不复以所谓“女豪杰”、“女英雄”为理想；然而关注妇女命运，在他乃是“吾道一以贯之”。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好花枝》68所云“……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幻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可能更接近他后来意思。而这也使人想起当年他在杭州花牌楼的一番经历。

《玉虫缘》径由出版社印行，未在杂志登载，或许是与“女子世界”无关的缘故。周作人说：“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板，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是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虽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难怪的。”69周氏自己娴习英文，显然知道“趣味”所在。其实《侠女奴》之译介，更直接的原因也在于“觉得很有趣味”。此种重视趣味的翻译理念，在他几乎坚持一生。《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与《黄金甲虫》原书，皆由大哥从日本寄来。然而不像鲁迅此前之《月界旅行》全用白话，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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