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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这里虽然没有双涛园的美景，但是它却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为温暖的家，它不仅是一个学术圣地，更是一个处处洋溢浓浓亲情，其乐融融的幸福大家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成为梁启超耳中无比奇妙的交响乐，让他心旷神怡，妙笔生花。

梁启超这样一位充满政治热情与爱国热情的领袖，却放弃了政治中的北京，而选择了在通商口岸的天津安家；让不少人迷惑不解，包括他年轻的儿子们。一天，正在上中学的颇具强烈民族主义的四子梁思忠鼓足勇气，问到了这个让父亲尴尬的问题，梁启超平和地给孩子们解释到：“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之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的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的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可见，梁启超开始真正地潜心学术了，对于学术的浓厚兴趣让他不得不关心书籍的安全，这也让他日后躲避袁世凯的暗杀提供了条件，让他的家庭始终在安全和温馨中度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3日，袁世凯政府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交战，宣布中立，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成为此时中国国内最强大的一支帝国主义势力，并开始妄想独吞中国，争霸亚洲，于是在8月，拒绝中国战区的建议，进攻青岛。

袁世凯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希望能借助日本的力量来进行帝制活动，因此得到在日本政府如中国内乱，“愿助平定”的许诺后，袁世凯对日本开始一味容忍，妥协，退让，甚至出卖主权。9月2日，日本军队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沿胶济铁路向德国侵占的山东半岛发动进攻，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随后英军在崂山登陆，协助日军在袁世凯化定的“交战区”内击溃德军。1915年1月18日，日军扩大侵略范围，破例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吞并中国。

阴风飕飕，吹醒了中国人民，激怒了中国人民。　梁启超在“饮冰室”中愤然而起，通过舆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政府发动猛烈抨击。以“似利箭，如枪弹”的文字痛斥日本侵略野心，谴责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通过《京报》、《国民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外交轨道处之外交》等十数篇，针对日本“保持东亚全局之和平”的谬论进行有力的驳斥，批驳日媒体“中国侮慢日本”、梁启超“忘恩负义”之说，梁启超针锋相对，说道：“我国今日所处何时何处何地；而敢侮人焉？”“侮慢”之说无从谈起，中国数十年来，遭难深重，受侮不少，教训可鉴，日本“保全中国领土”之说又怎能说服中国国民？而且“日本责吾济以安事猜疑”，为何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消除中国人之“猜疑”；表明其绝无侵略之心呢？　梁启超本着爱国之良心，批驳日本侵略者；竟然成了“忘恩负义”，不禁令爱国人士心寒。难道“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耶？”爱国竟然不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不得不令人愤慨！后来日报污蔑“北京报馆20余家，尽为德使所教唆”，甚至成了“德国机关报”，日报竟然认为中国舆论，中国知识界竟然可以被金钱所购买，这是对中国人格的极大侮辱，梁启超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讽刺日本道：“何妨试以此数或倍此数之金钱购买，看看效果如何？”同时警告日军，“中国虽然落后，但反抗侵略的精神不会丢，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梁启超的文字意正辞严，犹如炮弹般射向敌人，表现出中国人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掀起一股反帝反复辟帝制的舆论浪潮。

然而，陷入帝王没梦的袁世凯不再理会梁启超的言论，甚至派人劝阻梁启超不要再浪费笔墨，加快了封帝步伐。1915年起，袁世凯开始发表“授卿令”，恢复封建时代的祭孔典礼，恢复清帝排场，肆意践踏共和成果。

此时，梁启超看到袁世凯倒行逆施行为势在必行，便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业的机会，以回乡为父亲祝寿为名，“金蝉脱壳”，南下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联合反帝制力量。临行前，他写信给袁世凯详谈国内情形，忠告袁世凯“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袁世凯能够悬崖勒马，“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　信中的语言如利剑词锋，似爱似骂，谴责袁世凯强奸民意，倒行逆施，背叛共和，欲毁中国于其手。

4月29日（古历三月十六），是梁启超父亲莲涧先生梁宝瑛的66岁大寿，梁启超于25日（古历三月十二）抵达香港，广东都督龙济光特派军舰迎接。当天晚上回到广州。此时，梁宝瑛已在广州租房居住，也算是在此又安了个小家。29日，梁启超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全城雷动。两天后，在八旗会馆开筵，演剧侑祝，全省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开广州城之先例。老人见儿子荣归故里，为自己祝寿，精神矍铄，高兴异常。5月3日，梁启超乘坐龙济光派来的兵船，返回新会茶坑，同时，租赁紫洞艇四只供亲友乘坐，并以三只小兵轮护送，浩浩荡荡地驶向了童年的乐园——茶坑。

阳春三月，沿途春光明媚，花鸟欢虞，回思童年赶考，少年英姿勃发，“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犹萦在耳，屹立船头，两岸山峰驶过，恍惚间又回到了无邪童年，扬桨击水，激起一阵水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欢愉、亲情似乎让这位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忘记了生命的曲折，生活的悲苦，完全沉浸在这良辰美景当中。

梁启超的归来，让茶坑人兴奋万分，一时茶坑热闹非常。附近河面停泊官绅船只密不透风，梁家宾客盈门，贺仪堆积如山，笑声、谈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达官贵人均有所馈赠。梁启超在家大宴宾客，欢度数日，气氛热烈。

隆重而顺利的办完寿庆后，正值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通牒，要求在5月9日下午6时以前答复是否承认“二十一条”，袁世凯急于获取日本支持，早登皇位，便令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承认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卖中国主权！

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孙中山在日本俄痛斥袁世凯“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决心不使“艰难缔造之民国坐致沉沦”，与人民一起将反帝斗争进行下去。梁启超一边发表言论，讥讽谴责卖国行径，一边积极运动军队以打倒袁世凯。

为了迷惑袁世凯的注意，梁启超来到了杭州西湖湖畔，游富春江，探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谒谢翱羽墓，美景绕目，应接不暇，置身于“丹枫鸟栖，红叶之艳”之中，心神缥缈，犹如梦境，“闻钱塘湖壮观不减畴景”，　　士气大振，颇感振奋。

6月，当袁世凯加紧筹备帝制时，梁启超前往南京与冯国璋见面。冯国璋是袁世凯的手下一员大将，是袁世凯的当然继承者。可是要复辟帝制，皇位由袁世凯的子孙继承，冯国璋当然不会满意，而袁世凯恐怕冯国璋与另一名干将段祺瑞威胁其子孙的皇位，因此，便大力消弱他们的力量，北洋军阀内部裂痕越来越大，矛盾日益加深，这种情况下，梁启超语冯国璋迅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随后二人一起前往北京，探问袁世凯的真实意图，然而袁世凯矢口否认自己有称帝野心，愿意一起维护共和，继续着他的骗术。

7月，袁世凯筹组宪政起草委员会，任命梁启超、杨度等为委员，梁启超敷衍一两次后，“以病电公府请假”，　不再充任袁世凯复辟丑剧的玩物。

随后，袁世凯把帝制筹备搬到了前台。8月，美国人古德诺、日本人贺长雄成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共和宪法持久论》鼓吹中国益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开始以“筹一国之安”为名，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拥戴袁世凯即位，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迅速形成。

封建专制死灰复燃，民主共和转瞬即逝，“筹安会”一片乌烟瘴气，而舆论界却摄于袁世凯淫威，不敢出声，不敢言语，一片沉闷，世人的目光又凝聚在梁启超这个言论界骄子身上。重病卧床的梁启超见状，一跃而起，连夜草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称帝野心，淋漓尽致地描绘袁世凯的丑恶嘴脸，表明自己坚决同帝制复辟斗争的决心。“定不忍坐视此辈鬼魅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我不能属文耳。”“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启超我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后虽因“袁世凯尚未承认有称的之意”将原稿“改就和平”，　但反对袁世凯称帝这一中心思想仍然分毫未动。

梁启超的举动让袁世凯颇为心急，迅速派人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劝梁启超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被婉言拒绝，随后，袁世凯“危词威吓”，但梁启超“不愿苟活于此混浊空气中也”的大革命气概让袁世凯走卒哑口无言，不得不狼狈而退。不久，袁世凯开始策划谋杀梁启超计划，但终因无法进入使馆区而不得不做罢。

1915年9月3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北京《京报》上发表，引起了一阵飓风，“即日售罄无余，凡茶馆、旅馆因不可买的，只得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买者仍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世凯背信弃义复辟帝制的骗局，“兴妖作浪，徒淆视听而治国家以无穷之戚”的罪行，号召四万万中国人民###袁世凯，再造共和。梁启超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成为护国运动的开端。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后，手握重兵实权的袁世凯恼火万分，但他仍然认为梁启超一介书生不足为虑，还没意识到梁启超即将把他送进坟墓，成为他的掘墓人。

烈火喷涌

袁世凯宣布复辟后。孙中山、黄兴等原革命派人士也展开了反专制反复辟斗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黄兴的欧事研究会摒除异见，携起手来，与“敌人”梁启超再次联手，一个讨袁护国的联合战线出现了，成为护国运动胜利的佳兆。有报论“两党之痕迹，殆已合同而化矣”。

《异哉所谓问题者》一文发表后，梁启超与蔡锷接触更加频繁起来，商议大业，二人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亡，绝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绝不在朝”。　　二人“亡秦必楚”的决心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在全国掀起了反抗狂潮，而蔡锷则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军事基地。

蔡锷在京城整日陶醉于声色犬马，花前月下，韬光养晦，制造假象。袁世凯渐渐放松了对他们的监视。另外，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刘显世等在蔡锷的授意下“赞成帝制”，袁世凯被梁启超等人释放的烟雾迷住了眼睛。

12月2日，蔡锷改穿和服，变换姓名，登上了日本的运煤船山东丸，在侦探环视下安然东去。随后，袁世凯接到了从周钟岳手中转呈的请假呈文，并陆续接到蔡锷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报告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见来信笔迹一点不错，邮局的消号一点不错”。　　袁世凯逐渐相信了“蔡锷在日本”的事实，而此时，蔡锷已经南下上海、香港，经河内前往云南，一去不复返了，那些都是梁启超设计的烟雾弹而已，袁世凯中弹了。

12月11日，参政院会议。在邪恶势力面前，1993名国会代表妥协了，全部赞成帝制。而袁世凯竟然于13日，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拜，沉溺于“万岁”的哄闹声中。

16日，梁启超以“赴美就医”的名义，南下上海，欲为“渔阳之变”。袁世凯对梁启超“最后之警告”不以为意，一介书生，无兵无权，何谈“渔阳之变”？然而，25日，一声惊雷在云南爆炸，震惊了整个大地。

蔡锷与李烈钧在会合后，闯过袁世凯爪牙在蒙自等地设置的关卡于19日抵达昆明。袁世凯电报连连，训令唐继尧“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理，无论何人，使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但是这时唐继尧已经摆脱他的武力威胁，赞成共和，成为反袁武装力量中的一支。

23日，以梁启超起草的《云南致北京警告信》、《云南致北京最后通谍》为基础，合并写成的《唐继尧、任可澄致袁世凯请其撤销帝制电》发出，并转致各省军政长官，要求各省“一致行动联电劝告”。“漾电”如下：

北京大总统钧鉴：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　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目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酿，良可寒心！窃惟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至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毁弃，国体既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之改良政治，巩固国基，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逼，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旅。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破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朱启铃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即将杨度、孙敏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段芝贵、朱启铃、周士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尧等夙蒙爱戴，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意，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尤望我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有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25日，在得不到袁世凯的回音的情况下，云南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以蔡锷为总司令的第一军进军四川，李烈钧的第二军进军广西，云南都督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驻守昆明。护国军高举“永除帝制，确保共和”的旗帜，展开了猛烈的冲杀。有记者报道：宣布独立后，恍如阴霾四塞天地晦冥之际，霹雳一声，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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