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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烟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0万美元。

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盘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4）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这就是1929年接下来的那场大萧条为什么空前地严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人们很快便引用卡莱尔的一句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强调这一反常。1923～1928年间，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自然而然，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潜在生产能力全国调查”后来把1923～1929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富人当中的存钱狂欢”。

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当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未雨绸缪就显得不切实际了。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在介绍他们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作的一项研究时指出，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其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总收入的3倍。顶层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体的630倍。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这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业（比如汽车业），据说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不难证明，这样做更明智。后代子孙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事后发表的观点，他在对技术专家发表了一通赞扬之后，接着评论道：

当我们充分理解了20年代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

另外一些人对工程师们的态度，更多的是倾向于谴责，而不是赞扬。有人指控，他们的创造天才让机器取代了人。当然，创造发明在颠覆群体平衡上的作用并不新奇。在过去，管理层有时候显得不愿意对设备拆旧换新；更常见的是，劳动者害怕这些“铁人移民”。自然，面对最早的大范围失业所带来的威胁，机器受到了指控，因为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先辈，更不容易相信一切灾难都是神秘的天谴。很快，在忧惧之后，紧接着出现情况的是：技术的表现太出色了，以至于带来了一大堆关于社会工程学的观念。让工厂摆脱掉浪费和低效的这种魔法，能不能给社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呢？这一希望——对美国人的生活来说，它比对应用科学的必胜信念更新——带来了很多东西，从“伟大的工程师”胡佛，到国家复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管制经济的其他观念。在1929年，很少人能预见到这一计划的所有路径。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正在失衡：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和人力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5）

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繁荣世界上，第一场风暴在10月末降临了。像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隆隆炮声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开始于被投机者推到奇高的23支股票。第二天——“黑色星期四”——见证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经纪人们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领，试图跟上抛售指令；观光者挤满了华尔街区，目送着大银行家们乘坐他们的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风闻关于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一起，注视着脚手架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病态地期待着他一跃而下。

起初，那些金融魔术师们看上去似乎已经阻止了这场灾难，但是，正当公众为他们欢呼喝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一阵令人晕眩的踉跄把市场推入了新的深渊。人们普遍相信。这些巫师只能把正在倒下的大树支撑一会儿，时间长到刚好足够逃离树下。10月9日，创下了挂牌待售的可怕记录，总共16；410；000股。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有150亿美元的市值消失得无影无踪，年底之前，损失估计高达400亿美元。

最初的震惊过后，官方的乐观主义重新抬头。这一代人被教会了要做“一头美国的牛”，他们习惯于作出反应。感觉到最初摇晃，很多人似乎就像一艘已被甲板下的冰山所割裂的豪华邮轮上的乘客一样，不相信情况的严重性。起初，当乐队还在继续演奏的时候，救生艇只被列为无足轻重的小摆设。曼哈顿那位衣冠楚楚的市长吉米？沃克要求电影只放映一些兴高采烈的画面。给患者的建议，是让他试试以毒攻毒的办法：《真故事杂志》（True

Story

Magazine）在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怂恿工薪阶层以赊帐的方式购买更多的奢侈品。“华尔街能卖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品”是来自《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愉快保证。11月初，曼哈顿一位珠宝商在橱窗里摆上了一根“价值750；000美元的珍珠项链”，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则透露，他们计划在百老汇建一家15；000；000美元的剧院酒店。广播电台大声嚷嚷：“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11月7日，一首叫做《幸福时光再次来临》的热门歌曲因为一部新的有声电影而被授予著作权，这部电影的名字倒是颇为贴切，唤作《追逐彩虹》（Chasing

Rainbows）；三年之后，这首歌曲成了“新政”的竞选歌曲。1930年初，随着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廉价收音机的制造者们推出了一种“繁荣模式”。

美式幽默的溶解剂早已开始向这场危机发起进攻。有一些冷笑话，说的是高盛集团的每一股都配发免费左轮手枪，还有笑话说，客房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登记者：“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不久之后，当大规模失业开始占领来自华尔街的头条新闻的时候，虚张声势便取代了尖酸刻薄。广告开始问：“大萧条是不是很可怕？”商店破产了，黯然离去的店主在大门上涂写这样几个大字：“本店由错误所开”（如果他是个幽默者的话），或者写上：“破产和厌弃”（如果他满腹忧伤的话）。1930年10月19日，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把本周定为“商业信心周”，予以庆祝。繁荣就在对面的街角那儿，没准已经拐过了街角呢。

大牛市的势头还暂时在支撑着某些企业。例如，1931年见证了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开张，以及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的落成，这幢大楼共120层，顶端是一个用来停泊飞船的系泊杆——但从功能上说，就像它所超越的、离它最近的竞争对手克莱斯勒大厦的金属针一样毫无用处。这些宏伟的商业宫殿，每一幢都有很多楼层幽灵般地空着，超前于时代。同一年，还公布了建筑师们为纽约城最令人难忘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所设计的平面图，这些设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实现了。它容纳了播音室、华丽的电影厅和音乐厅、外贸辛迪加及其他商业公司，规模空前，这个建筑群以简朴灰色调的70层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尖顶为最高点。

有些建筑批评家预言，这些将会是美国大都市时代最后的恐龙，并确信，这样的虚荣自负是弄巧成拙，除了交通堵塞、过度拥挤和债台高筑之外，其他的促进甚少。像这个世纪其他许多虚荣自负的东西一样，摩天大楼多半也是资不抵债。不管怎样吧，在1931年～1932年间，当繁荣的势头突然停止的时候，全国用于新建筑的费用下降了60％。到1933年，建筑师们所接到的业务，还不到他们在1928年的业务的七分之一。　。。

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6）

庆祝活动的开幕和宽慰人心的声明，不再对这个时代的脾气。官方乐观主义的微笑，慢慢凝固为某种类似于苦笑的东西。1931年，爱德华？安格利把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保证收进了一本小书里，这本书有一个嘲弄的标题：《噢耶！》（Oh

Yeah！）。1932年初，出现了一本新杂志，叫做《大吹大擂》（Ballyhoo），它的第一期用玻璃纸包裹，有点商业戏仿的意思。不到6个月的时间，这份杂志的发行量窜升到了200万份，主要靠的是揭穿20世纪20年代华而不实的营销手段。

公众一直在为自己的艰辛困苦寻找替罪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主党所雇用的一位精明的时评家查尔斯？迈克逊的帮助下，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旧报纸被称为“胡佛毯”①，野兔被称做“胡佛猪”，建在市郊的饥民棚屋被称做“胡佛村”。公众憎恶的很大份额也落到了富甲一方而又令人讨厌的安德鲁？梅隆的身上，最近，他被商业界尊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1932年2月，梅隆高高兴兴地放弃了他的部长职务，明升暗降，当上了驻英国大使。

正如柯立芝总统在全盛时期所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但现如今，奢侈和娱乐，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忙乱感（正是这种感觉，为兴旺发达的城区或郊区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质上的物质主义的外衣），突然之间都被剥夺了。这次最大的经济倒退，让数百万市民猛烈摇晃了一下，使得他们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时候，却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一个习惯于把繁荣视为惯例的民族，发现自己被惊呆了，接下来是怀疑，再接下来是一点点无助，最后是愤恨。愤恨并不能让这样的境况变得更轻松一些：对手是无形的，不像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它刀枪不入，不管是嘲笑、选票，还是子弹，都无损于它的毫毛。

但是，这个敌人的真实性却是不容怀疑的。他那看不见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业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收入（主要是纸上富贵）的损失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自烧其翅的飞蛾寥寥无几，那么是谁烧的呢？早在1930年春，当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把4月27日定为“失业礼拜日”的时候，这场危机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白领工人开始降薪，劳工们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单。城市最早感受到冲击。最初的症状并不夸张：新车购买或新家动工的延期；年轻夫妇交出他们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剧院看戏的次数减少；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更多了，而裁缝和服装商的生意则更少了。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同月，鲍威利区等待领救济的队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尔沃基开办了市施舍处。正像整个大萧条期间周期性地发生的那样，1930年的夏天带来了救济措施。食品更新鲜、更丰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但是，1930～1931年间寒冬的来临，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时期，纽约市拨出了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宣布，他们破天荒头一遭大量向美国客户销售暴动和内乱保险。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家们的中等城镇——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1932年，一个本地商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劝说通用汽车不要封死他们已经废弃的曼西工厂的窗户，它们挡住了路过列车的清晰视野。这些精神饱满的人，他们的处世哲学还很顽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7）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收入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短地显示出来。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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