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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张作霖的专列是６月３日夜离开北京，开往关外的。

那是一个多少还有点凉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风习习。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当时他是“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系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开汽车，开得很好）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颜色为黄色，驶往火车站。”⑤那个当儿，车站上静悄悄的，也许是戒备森严的关系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暂留北京的官员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车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时那种熙来攘往的热闹场景的；给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丧，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情景，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车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显得寂寥萧索，呈现着在兵荒马乱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仓惶、沉寂和凄凉的景象。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一点官场的礼仪和送行的气氛，那也不太符合实际，这也正象司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

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团长的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车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⑥

专车驶抵天津时，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找个借口下车了，并且没有再回来。这更引起人们的猜疑，许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当然，对于这位町野先生，现在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张作霖在准备启程出关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事，已有所闻，但町野却表示愿亲自陪他返奉，以释张疑。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很可能是奉命行事，并非怕死，或曾充当内奸之类，因此人做张氏顾问甚久，是忠于张氏的。关东军少壮派要谋杀张作霖，他虽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觉察到了的，在张作霖准备出关临走之前，他曾提出应在白天到达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这个提醒未引起张氏的注意。是的，张作霖是有些大意了，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总认为他堂堂大帅，实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岂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闹事，大不了也不过躲在一些沟沟洼洼里，朝他坐的火车放点冷枪，骚扰一下，然后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这是有点反常的，因为张作霖每出远门，在他行经之地，总是岗哨密布，坐有防弹汽车，行有大批卫士簇拥，甚至在乘坐的汽车内都有卫队营长掌握着一挺机关枪，汽车两边也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不让戒严，一切公开，对于安全问题，似乎还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过于轻敌，特别是他只考虑到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人的敌意，对于他此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他死于非命的一个关键。有道是：人每反常，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难以避免了。

皇姑屯炸车案，说起来惊心动魄，可在案发之前，却一切如故，风平浪静：

６月３日凌晨１时１５分，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遄返奉天，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英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３０余人及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町野武马同行，专车共１８辆，张作霖坐在第三辆蓝钢皮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列车过津时，町野武马、潘复下车，常荫泰上车。过山海关站，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加入，张改乘第四节车厢，紧靠蓝钢皮车厢的后面。

“相传离平时，其密探曾有日人谋害之警告，张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然町野在津下车，仪峨则继续同行。”（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２１５页）另据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回忆说：“策划炸车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有两三个人。……决定以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阴谋·暗杀·军力——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版，第２３页）。

６月４日清晨，５时２３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透过探照灯，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了交叉点。”（《我杀了张作霖》）“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２００米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了天，对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同上）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的前后三节车厢压碎，吴俊陞殒命，张作霖负重伤，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毙命。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秘不发丧。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奉。６日，奉天省长公暑为应付日本及稳定政局，发出通电佯称：“主座（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直至１７日张学良回到沈阳并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奉天省长公署才于２１日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下午逝世。⑦

这起严重的炸车案是谁干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奉、日双方都心中有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奉方对此事采取低调态度，甚至有意掩盖它的真相。但纸哪能包得住火，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最敏感的中外电讯，还是都把锋芒对准了日本，一致断定是他们干的，并有许多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指控：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馆随车人员，均在中途下车，没有一个被大炸弹惊扰，真是幸运之极……

出事地点在日军警戒线内，平素日军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大炸弹安装在石柱顶上需六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

爆炸专车之炸药，纯系烈性，目前中国各兵工厂尚无此威力的炸药……

据英国记者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月色浩浩如洗，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发为止。……⑧

这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反映了当时的舆情，并使日本政府受到世人的谴责的。但它的真相却长期被掩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东方炸车案的内幕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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