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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1页）

，当然也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育原则。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太强调自觉性会使“一切徒有其表的东西都在人身上培植虚伪的性格”。并说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还有更巧妙，更隐蔽的表现——事先设计、故意生造一种教育的场景。”而当受教育者“非常准确地看穿这种矫揉造作的把戏”，“他的心灵，形象地说，便会扣上全部纽扣，整个封闭起来。”所以受教育者“愈少感到落在自己头上的教育设想”，则其“教育效果便愈大”。《教育的艺术》第31页。我认为如何对待人的感情涉及到对人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是否把人当做人来认识和对待的问题。有意识地以教育者的身份向人说教，设计所谓教育活动，会使人感到他是被有目的地引到什么地方去而伤害他的自尊，因为这种态度和做法本身就带侮辱意味。这种现象在艺术创作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不能否认，我们过去的所谓艺术作品，很多是在“通过什么表现什么”这样一个公式的指导下，经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而炮制出来的。结果如何，社会效果如何，事实早已作了回答，不必我来说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反对自觉意识和自我控制，只是要强调自觉意识和自我控制只能间接地起作用，人的深刻的情绪体验、感情和热情是不能受直接影响的。人在任何时候也决不会根据命令、按照要求，甚至是自己的命令和要求去爱什么和不爱什么。丹麦心理学家海甫定说：“在精神生活中，惟感情与感情之争耳。吾人所谓理性与情欲战者，自心理学上视之，甚为不确，何则？此二者不能直接相争，而一思想胜一感情惟存于唤起于其他感情后故也……所谓理性与欲情之争，实不外思想与思想之争。”《心理学概论》第315页。这是说感情只能靠感情来控制。一种感情可由另一种感情克服或取代，理智是无能为力的。*主义认为，人的感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生活实践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如何进行思想改造了，思想改造的过程当然就是感情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可能自觉进行的，如像我们过去所一再强调的那样。鲁宾斯坦深刻指出：“人们常常说，人应当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造”，但是，这种改造，“只有作为一个环节而参加在直接为了解决对生活有意义的课题的劳动和活动中去的时候，才可能达到。”就是说，不能带着自觉的自我改造的意识去进行自我改造而只能在社会活动中无意识地进行。意志和性格的锻炼也是这样。意志和性格“不是在故意的锻炼中，而是在认真地旨在解决重大生活课题的活动中得到彻底的锻炼的”。“它们的形成不是主体的直接的、有意的目的，而是表现为它的活动的结果。如果有人把自我改造当做自己的关怀和行动的直接目的而直接来从事的话，那么，他通常是很少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在这方面最富有效果的是真正忘我的劳动。“人应当达到自我改造；可是他首先应当争取的不是使自己个人成为好的，而是在生活中要做出某种客观上良好的事情。”也就是“人在不是为自己而忙碌的时候，却在事实上进行着自我改造”。所以“自我改造表现为他的生活和活动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目的和动机。

余论（2）

人的能力也是这样形成的。它“不是依靠以形成自己相应的能力为直接目的的锻炼来完成的，而是经由认真地解决客观上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的活动来完成的。在这种活动的进程中，人的能力的形成是他的行动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他的行动的直接目的”。

鲁宾斯坦强调，“这并不降低意识性的作用”，“真正的意识性首先在于意识到生活中客观上重要的东西，在于对主体个人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同客观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一致。意识对自我控制是必要的，但意识到什么东西则是问题的所在。往往有这样的情境，即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感情和充分地、彻底地、不加任何回避、隐瞒和掩饰地真正弄清自己的感情。可是，对自己的生活和活动的课题和目的意识，特别是对重大的生活课题和形成对它们应有的态度的意识，比专心致志于彻底弄清自己每一种极短暂的下意识的体验更为重要些。对无意识的动机的有效的控制是通过被意识到的人所参加的活动的目的而实现出来的。从而，无意识东西虽始终都是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然而却是通过意识到的东西来加以控制的。”不用说，意识对无意识的这种控制是意识不到的，而愈是意识不到，则愈能促进无意识的变化。

总之，“人在行动中揭明自己，在生活感受中检验自己，比起只是专心致志于仅仅一种自我直观来能够更可靠，更确实地达到自我控制所必须的真正自我认识。同时人在自己的认识和直观中愈是集中于世界上的客观上有重大意义的东西，他的生活的内部内容就成为愈丰富的、愈可贵的、愈有价值的认识客体。相反地，人愈是集中于仅仅一种自我认识，集中于自己本身，他就会显得愈干瘪和愈贫乏，他就愈会成为缺乏重大意义的认识和自我认识客体。谁最少直接地和单纯地致力于自我认识，他就愈能从自我认识中获得最多的益处。”《心理学的原则和发展道路》三联书店版第181—182页。

以上是鲁宾斯坦对意识和无意识的辩证关系的最精辟的论述，它有力地证明了感情的变化是不能靠直接干涉的。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过去所说的理性，认真说来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并不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科学概括，而是凭主观臆断而来的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其最根本的是所谓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并不错，*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所以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关键是阶级分析，而我们过去所讲的阶级分析，根本谈不到分析，只是简单的分类。而分类又只是根据一些并不科学的标准用一刀切的办法把人“切”成几大类。这就决定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更有甚者，把这一套模式推向极端，把它变成一把刀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其此之谓乎？人们处在被切的地位，而一旦被切在人民之外，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难道这是*主义的阶级分析吗？这是理性认识吗？凡理性，凡真理都不能蔑视和违背事实，也不能蔑视和违背人之常情和人类的良知。只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东西才会这样。《庄子·田子方》中讲过一句话，“中国（指鲁国——引者注）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礼义而违背人心，那只能是骗人的无理说教。鲁迅有言：“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虚伪道德是逆情背理的东西，其蔑视人情是必然的。

余论（3）

我们过去就是用这种并非理性的理性来规范人、改造人、塑造人的。要求人的视、听、言、动，全以这种理性为依归，务求非理勿视，非理勿听，非理勿言，非理勿动。这样，人就沦为理性的工具了。我们所讲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的这篇道理，就是企图对蔑视人情和蔑视人的那种理起一点廓清的作用，冀收矫枉之功于万一耳。再版说明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时尚”“经典”之划分。

时尚——新颖、鲜活、短暂、鱼龙混杂、来去如潮……

经典——陈旧、稳固、经久、精华荟萃、源远流长……

时尚中的浮华随风飘逝，时尚中的精华沉淀下来变成了经典。时尚令人狂躁，经典让人沉醉。人世，便是在无休止的时尚与经典的演变、交错、相生相克中进行下去的。于是，人们的工作也可分为制销时尚和延续经典两部分。今天，我们将吕俊华先生20多年前出版过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由作者修改后再版，便是做了一件延续经典的工作。有点像将贝多芬的音乐重新演奏、录音、灌制。至于将书名更改为《艺术与癫狂》，则纯属市场行为，绝无学术意义。几分无奈，几分投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文艺便试图摆脱政治的囚困、猥亵，并开始踉跄地向正轨靠拢，《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便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作品。说这本书是经典，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变态心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有着显赫的历史地位，更因为它至今仍然放射着学术光彩，至今还是从心理学角度了解、研究文艺的必读之物。

人们应该从多角度、多层面研究文艺，包括心理学的角度，但在中国，这个角度的研究历来是较薄弱的。虽然我们已经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然而因为中国文艺与西方文艺存在着较大差别等原因，使得西方的这类著作在中国难免会有些水土不服，会有些隔靴搔痒之感。相比之下，吕先生的《变态》便有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价值和地位。西餐到中国要“改良”，洋车到中国要调校，《变态》使国人倍感亲切和实惠。

文艺创作的主观精神情感特点，使得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更容易寻到其根本，切中其要害。尤其是大师级的文艺家及其创作，心理因素的作用往往更大——屈子、李白、凡·高、八大山人、贝多芬、鲁迅……其实何止心理，生理因素的作用很可能也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认知。如果说复杂多变的文艺家及文艺创作被层层表象所包裹，那么《变态》的价值是它不止于揭开了文艺的面纱，也不止于扒掉了文艺的外衣，它已经触及了文艺的*。

归根结底，文艺当属人类抒情表意的一种途径。抒常人之情，表庸人之意，加之俗常的抒表形式，便有了平庸的文艺作品（甚至不能称之为文艺作品）。反之，便是非常态，便有了超凡脱俗的文艺家、文艺作品。非常态，必然倾向变态。文艺创作与变态心理就这样牵上了手。

这个手是怎样牵上的？牵成了什么样子？这就是《变态》一书所研究的问题。什么恍惚、梦幻、无我、移情、神游、痴迷、癫狂……之类的平常生活中的变态表现，到了文艺创作的世界，便都成了不可或缺的、难能可贵的常态。

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旁征博引，还使《变态》具有了经典性的资料价值，可兼为一本独特的助学、助教的文艺工具书。

时下再版这本书，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可能不值得，但从文化、责任的角度看却很有必要。作家出版社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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