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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关于此项研究的宗旨，周作人说：“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文明难为之继，衰运转轮，犹若旦莫，其源竭也。将兴之国，靡不重其种息，故富进取之气，而有未来之望。”212不无藉此实现《望越篇》所谓“种业更除”之意。至于所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后来他提出以“子孙崇拜”替代“祖先崇拜”，或即发端于此。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关键在“以儿童为本位”213，而对“儿童”的理解实有别于既往：“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但其量差耳。”214“小儿的发见”以后被他归为“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215之一。这几年的研究工作，是周作人形成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儿童作为一种独立存在，自具其一应特性；据此而施行合宜的教育方法，旨在保障他们享有健全完善的生活：“今之教者，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学（儿歌童话等）为之解喻，所以启发其性灵，使顺应自然，发达具足，然后进以道德宗信深密之教，使自体会，以择所趋，固未为晚，若入学之初，即以陈言奥义课六七岁之孺子，则非特弗克受解，而聪明知力不得其用，亦将就于废塞，日后诱掖，更益艰难，逆性之教育，非今日所宜有也。”216

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4）

周作人以儿童文学可供儿童教育应用，故特予留意；但并不忽略其文学特性，而且将此视为根本：“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是余效益，皆为副支，本末失正，斯昧本义。”217自一九一一年归国后起，就积极从事童话的搜集整理工作。他说：“用童话者，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218所作《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等，皆属此例。他更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219结果只征集到一首儿歌，他自己则陆续记了二百来则。手稿留存至今，题为《童谣研究》，包括所辑录的古今有关论说，古代童谣和今代童谣，后者或据范寅《越谚》转抄，或为周氏亲自搜集。稿本注明“二年癸丑一月始业，拟编为《越中儿歌集》一卷”220。以后他的兴趣由儿童教育转向民俗研究，拟据此写成《绍兴儿歌述略》，“笺注这一卷绍兴儿歌，大抵我的兴趣所在是这几方面，即一言语，二名物，三风俗”221，但仅在一九三六年写了一篇序言。

周作人依旧保持先前的文学抱负，虽然作品并不算多。他说：“现既以小说为文学之一种，文学之意义由今日言之，已趋于人生之艺术之一面，故小说自亦随之转变，非仅供娱乐为观美，当关于人生根本问题有所关连，乃有价值可言。改良社会，自亦在范围之内，唯不仅限于一部分，亦不能以皮相之解决为足，盖问题至为溥博而深切，吾人不能轻为解决，而当以研究为要也。”222可谓承袭当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云“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不过更深入了；由此进而提倡“人的文学”，只是一步之遥。而另一处所说：“中国则犹在元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故其书多芜秽。盖社会中之不肖者，恒多于贤，使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则自降而愈下。流弊所至，有不可免者。因以害及人心，斯亦其所也。”223则又为标举“文学的贵族化”埋下伏笔。他提出的“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主要是针对当下通俗文学之迎合大众口味和肤浅干预现实而言，旨在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而这与他此前此后的看法正相一致。就中惟有涉及语言形式时，仍持民报社听讲以来的“复古”立场，有待于文学革命兴起，再行订正。此时所作短篇小说《江村夜话》224，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念的体现。与十年前的《孤儿记》相比，艺术手段大为提高，关注弱者的悲惨命运则一以贯之；虽然发表在《中华小说界》时被列为“社会小说”，却与一般揭露之作大相径庭。

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5）

一九一三年春，绍兴成立学术团体“叒社”，参加者多系第五中学学生，周作人为名誉社员。在《叒社丛刊》上，他先后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新希腊小说三篇》和《拟曲五章》，有成于留日时期者，也有新的著译。偶尔也在绍兴以外的报刊露面，如《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二期和第十期登载的《艺文杂话》、《希腊拟曲二首》等。不过无论对该杂志抑或整个中国文学界来说，这些作品都独出机杼，或者说是不合潮流。周作人仍然保持着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时的那种超前姿态，其难被接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周作人这一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侧重两个方面。其一仍为“弱小民族文学”，与此前的《域外小说集》一脉相承；其一则是留日时期已有兴趣的古希腊文学。一九一一年归国后翻译丹麦安兑尔然（Hans　Christian　Andersen）225的《皇帝之新衣》，一九一三年在杭州教育司任职期间翻译显克微支的《酋长》，一九一四年翻译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的《秘密之爱》和《同命》226，均在“弱小民族文学”之列。以后《域外小说集》出版增订本，这几篇都收入其中。一九一四年四月，旧译《炭画》经鲁迅在北京设法，得以面世。同年五月二日周作人日记有云，《炭画》“印订颇劣，首有显氏雕像，表纸图案乃钱稻孙作者”。过了几年他才与钱氏相识，以后二人有着相同的命运。

后来一并收入《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法国须华勃（Marcel　Schwob）227的《拟曲五章》228，则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不无关系。须华勃所作本系模仿希腊拟曲（Mimos）229，周氏在介绍时，就追溯到海罗达思和谛阿克列多思。而早在留日时期，他已经译有《希腊拟曲》，或即后来《中华小说界》所载海罗达思的《塾师》、《媒媪》。周作人对于拟曲特别看重，誉为“微风逸旨，不违故常，而篇制简短，不可以入伎乐，敷写凡物，比陈庸事，辞致蕴藉，文华竞爽，已乃渐归美化，比迹醇诗”230。对于《塾师》、《媒媪》，则评价说：“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231当时尚是根据英语转译，十几年后他更直接由古希腊文翻译出版《希腊拟曲》一书，完成了将其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的夙愿。——附带说一句，《希腊拟曲二首》发表一年后，还在上海卖文为生的刘半农，也在《中华小说界》刊出《希腊拟曲》，赞美周译“情文双绝，古色烂然，谈者每称为译林珍品”。此乃二人最初的文字之交。

继前此在日本作《古希腊之小说》两篇，周作人一九一四年又写了《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分别介绍萨福和谛阿克列多思。而在汇录所译外国短诗的《艺文杂话》中，也有谛阿克列多思的两首《牧歌》。《希腊之牧歌》和两篇《古希腊之小说》曾寄往北京，鲁迅代为编成一辑，谋发表而未果232。一九一五年十月，周作人加进一篇《希腊女诗人》，仍用鲁迅当初给起的《异域文谈》的题目，“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来稿酬十七元”233。这组文章和此前此后所作《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以及《一蒉轩杂录》中的《荷马史诗》、《波兰之小说》等，都可看作是为日后写《欧洲文学史》相关章节提前做的准备。《一蒉轩杂录》中有关日本的徘句、盆踊和浮世绘的各则，乃是他最早介绍日本文化的文字。

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6）

“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期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234《英国最古之诗歌》就是此番学习的一点成果。——查周氏日记，他读《倍阿乌耳夫》（Beowulf）235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月六日据此作《英国最古之诗歌》，以为介绍。

虽然这一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天各一方，联系却很密切。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人通信各约四百封，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分别编号，可见重视程度。可惜这些信件均已遗失。周作人写了文章，有时仍交鲁迅修改润色236。鲁迅所辑录的三国至陈、隋间乡邦文献《会稽郡故书杂集》，经周作人校对，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印成。鲁迅写的序文署“会稽周作人记”，——周作人说：“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237

大哥所置身的北京，大约仍不时在周作人的向往之中。及至“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238。蔡氏原籍山阴，周氏则属会稽，同在一城，两家又向有世谊。一九〇六年春，蔡元培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有意约周作人帮忙。一九一六年底他回绍兴，周作人往听讲演，虽然“人多声哤，殊不能闻”239，仍写了篇《听蔡先生演说记》。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政策。二月十五日鲁迅给他写信，十八日接到回信，所商谈的大约即为邀请周作人前来任教之事。——对蔡氏来说，这应该算是“今”与“外”的一项内容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周作人得鲁迅信，“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五日他与第五中学校长“说北行事”；十一日收到鲁迅寄来的旅费；十八日县教育会另选会长；二十五日中学同事为他饯行，照相留念；二十七日“晚乘舟启行往北京”。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又一次离家远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大哥的再次追随——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末一次了。后来周作人回顾说：“我这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240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

一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周作人抵达北京，“下午八时下车，径自雇洋车到了绍兴县馆里来了”241。他给大哥带来途经上海时买的几种书，二人“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242，——大概彼此都有一破寂寥之感罢。自此周氏兄弟就合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南头的一间是我的住房兼作客室”243。直到两年半后，迁往他们所购的八道湾住宅。

周作人虽然应蔡元培之邀而来，及至四月五日二人见面，却是“功课殊无着”244：“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的国文吧。”245——周作人未来之前，蔡元培即通过鲁迅“属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246，而周氏也已有“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的答复。不过他还是来了。大约蔡元培只是有心请他来校任教，教什么并无确切安排；周作人则以为事情已经落实。“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247——“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248。蔡元培终于将周作人挽留下来，后者的人生“大转折”遂得以实现。陈独秀时任文科学长，沈尹默则在此任教，他们都成为周作人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四月十六日，周作人开始在编纂处上班。共有两位编纂员：周作人负责英文；沈兼士负责日文，但当时在西山养病。——沈氏亦为章门弟子，以后对周作人的命运多少也有影响。

自此之后，即如周作人所说：“我便每天都往北京大学上班，地点是图书馆的单独一室，这图书馆是有名的四公主的梳妆楼，广阔的几间楼房，涂饰得非常华丽，我的办公室乃是孤独对立的小房，样子似乎寺庙的钟鼓楼，不知道是什么用的，原来也很不错，如今被旧杂志堆放得没有隙地，实在有点儿气闷。但是我在那里却也过了些有趣的时光，在那旧杂志上面找到几篇论文，后来由我翻译了，登在《新青年》上面，这是一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另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249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有半年时间，他都在沉默之中。——五六月间，生了一场病，以为是腥红热，却是麻疹，后来鲁迅据此写了小说《弟兄》；更重要的是，周作人面临着一个重大转变。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

这时“文学革命”已经发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鲁迅曾寄这杂志到绍兴，周作人的反应是“多可读”250。不过载有胡、陈上述文章者，大约来北京后才见到。“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251胡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和“不避俗字俗语”的“八事”；陈独秀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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