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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18前一路他提到徐渭、王思任、张岱、西泠五布衣、袁枚和俞樾等，后一路提到毛奇龄、章学诚、李慈铭和章炳麟等。在他自己可谓兼容并蓄，虽然与鲁迅相比，各自有所侧重。而他又说：“绍兴过去出了一大班的师爷，也出了好几个文人，看来特色是一样的。”19这便是所强调的李慈铭式的“谿刻”，体现于行事便是“师爷气”，体现于文章便是那深刻一派。周作人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后一方面与“师爷气”或“谿刻”亦不无关系。无论朋友还是论战对手，都曾提到他的这一特点20。

同大哥一样，周作人也曾接受私塾教育，虽然他自认为毫无收效：“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雅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风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21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5）

一###八年七月，周作人从杭州回到绍兴。该年与大哥一起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他列十图三十四名；次年一月府考，列六图二十七名；复试，列四图四十七名；十一月院试，兄弟二人皆不中。一###九年十二月，为了应考，祖父替他改名为与櫆寿同音的“奎绶”22。一九〇〇年再次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列二图五名；复试，列三图十四名；复试，列二图十五名，大案，列二图三十九名。次年一月府考，列二图四十三名；复试，列三图三十四名。五月参加院试，又不中23。

那个年代，科举“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24。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作《题天官风筝》一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25可见对此“正路”尚很热中。两次落第，所受打击无疑很大。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日记所云：“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颇能反映当时心境。一度曾经游荡街头，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成为小流氓”。他曾记述与一位名叫阿九的“破脚骨”的来往经过：“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作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并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26这也给他后来的思想与人生态度打上深深烙印：“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27

第一次落第后，周作人即已打算离家另觅出路；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有云：“奇念忽作，思明春往省垣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显然受到已经在南京读书的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先前在同样境遇下的想法：“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28显然也是周作人此时的态度。尚在杭州狱中的祖父，曾经建议他报考浙江求是书院，嗣后大哥还给他带来一份该书院的章程，然而事不果行。一九〇一年四月祖父出狱，家中日子更为难过：“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29尤其是祖父坚持要他每天穿着长衫上街买菜，实在“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30。前面谈到祖父对周作人的影响，无论主动抑或被动，多是有益的；然而祖父这个人却让他愈发难以忍受。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日记有云：“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恰在此时，机会来了。收到大哥来信十七天后，周作人启程赴宁。在《知堂回想录》中，他形容此举为“脱逃”。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6）

周作人出生之际，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以后又发生一系列牵涉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等。他虽是少年，对于国势危殆，瓜分迫近，亦颇感关心：“下午接绍廿九日函，……云有《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1“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32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绍兴也受到波及，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且不无“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33之类感慨。对此他日后反思道：“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34要而言之，与那个时代普通中国民众的心理并无二致。前往南京就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作人的思想进程。有如他自己所说：“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35

二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周作人抵达南京下关。即往水师学堂，见着叔祖和也在该处就学的叔叔周伯升，以及从矿路学堂赶来相会的大哥。暂在周椒生家寄寓。九月二十二日参加额外生考试，题为“云从龙风从虎论”，考生共五十九人。老师对他的试卷批曰“文气近顺”。出榜，计取三名，周作人列备取第一。九月二十九日参加复试，题为“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36十月十四日，开始上课。

关于这所学堂，他介绍说：“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班，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37　周作人“属管轮班”38。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7）

上课第一天，进的就是“洋学馆”，而此前周作人素未接触英语。幸得事先补习一番。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云：“升叔教英文字母。”次日复云：“升叔教字母竣。”十一月十一日，参加汉文分班考试，题为“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发榜，共分三班，他列头班第二十名。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挂牌准补副额，成为正式学生。同学曾“戏作花榜”，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内蕴不露，接物谦和”，而他自己并不是认：“予哑然笑其皮相也。”39

以后他回顾学堂生活说：“从一九〇一年到〇六年，在南京住过五年多的日子，名称是当水师学生，本家说坏话的长辈说这是兵，可见那时好人家子弟是不会来的，可是那生活却也着实不错，不但是公费供给，便是宿舍也住得很舒服的。大概二百四十平方尺的一间房里住两个人，各有一个板床，桌子，书架，箱架，面盆架，凳子一两个，油灯一盏，大概可以点到半夜，也可改点洋灯，只须贴两角钱给听差就行。宿舍两排，中间一个大院子，前窗和门开在这面，后窗外是一大片空地，体操场和桅竿都在那里，这所说的是管轮班的情形，驾驶班宿舍还隔一段路，也是大同小异。……一日中功课不多，兵操打靶也没有陆师那么严重，晚饭后便很自由，买几两白干与花生米或牛驴肉，招同学共饮，或看违禁书报，作革命运动，亦无不可。”40他称这段岁月为“自由宽懈的日子”41。

然而谈起学业本身，周作人却说：“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42至于出操、打靶，亦无甚所得。五年里的真正收获，除了学习一门英语之外，几乎都来自课外阅读。即如其所说：“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43他在南京就学初期，阅读范围尚且限于中文作品，包括原著与译作在内。“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44，而这首先仍应归功于鲁迅。从前在杭州、绍兴时，他就托人带书给弟弟看，现在二人同处一城，借阅自更方便。譬如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译《天演论》，皆得自他之手。以后鲁迅去到日本，依然关照弟弟阅读，或寄，或带，或嘱就近购买。严译亚丹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加藤弘之《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等等，均在其列。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8）

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日记云：“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此书断断续续读了许久，至次年五月四日，日记还有“看《天演论》”的记载。这与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述自己当初读到《天演论》的热烈反应，似乎颇有差别。后来周作人说：“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幾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45也许开始对《天演论》的兴趣还在文字方面，意义正与《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相当；思想上接受影响，尚待循序渐进。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的日记，即为一例：“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

周作人说：“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46或许因为读了梁启超意思浅显，言辞生动的著述，他才真正接受进化论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这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相联系，是非常具体，非常切实的道理。他当时日记中留下不少相关记载。如一九〇二年八月六日云：“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八月九日云：“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八月十七日云：“下午看新会梁任公启超所著《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板，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厉焉。”十一月六日云：“晨看《中国魂》半卷，其中美不胜收，令人气壮。”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云：“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共二百余帧，材料丰富，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等等。就中不少读物，亦由鲁迅提供。

至于与新思想相对立的那一方面，周作人则坚决表示拒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记有云：“接家信，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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