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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认为南京的陷落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战已经失败。14日，日本首相竟公然声明，国民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了。华北日军亦于是日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临时政府”的傀儡组织。22日，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交了对中国政府更加苛刻的条件，并限期要中国政府在年底左右，明确表明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宣称将逐步扩大和加强已成立的北平伪组织，使其“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140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更进一步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今后将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即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重新扶植新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并与之调整关系。

1月1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根据12日行政院会议的决定，向陶德曼送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请其转达日本政府。复文指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否则，“不知日本方面的详细要求，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又不能表明任何意见。”14115日，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向陶德曼作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条件。16日，日本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公然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将扶植已成立的傀儡政权，并与之调整日中关系。18日，中国政府撤回驻日大使，日本政府亦于是日撤回驻华大使，两国关系于是断绝。汪精卫、周佛海促“和”活动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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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研究会（1）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中日关系的断绝，虽然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和平运动”遭到挫折，但是，他们不仅不就此停止其与敌谋取妥协的企图，反而变本加厉，并把他们的组织，从无形到有形，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抗战，和国共合作的罪恶活动。

1938年1月，在汪精卫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为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文研究会”的组织。从其名称上看，该组织似乎是一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学术团体，其实不然，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而且是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与资助的半官方机构。

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他的目的即宗旨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陶希圣自己作出说明吧！1939年1月，陶希圣在写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信中说：艺文研究会的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142说穿了，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专为对内*，对外‘主和’，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之所以鼓如此吹*和主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有关。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他们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更对抗战前途无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当时的民众抗战情绪，却与他们的想法完全相反。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党、军、政机构，实际上都在武汉办公，而且，八路军也在武汉设有办事处。1937年12月1日，*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已在武汉公开出版。1938年1月10日，*又在汉口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各种进步刊物，如《全民周刊》、《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由于*中央长江局领导与组织，以及各进步团体与进步报刊的宣传鼓动，武汉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这种情景是汪精卫、周佛海等投降派绝对不愿看到的。

从当时的国共关系来看，两党合作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有着较为融洽的关系。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该会下属的政治部部长，并要*中央长江局副主席和*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担任该部副部长。但是，两党之间还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蒋介石虽主张对日抗战，并把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但是，并没有放弃和日本妥协的企图，只是在条件的问题上，与汪精卫等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而已，蒋介石虽然主张国共合作，但也不愿看到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与态度，也未作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上，蒋与汪之间，既有原则性的区别，但也有一致之处。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关系与心态，所以蒋介石对成立“艺文研究会”这样一个组织，也是支持的，并每月拨款4万元资助其活动，希图以这个并非完全官方的团体，暗中同共产党进行斗争。

艺文研究会（2）

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均为理事。由汪精卫负责实际指导。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当时军事委员会已经改组，撤销了大本营，大本营原设之各部，有的撤销，有的归并于相关机构，原第二部撤销，周佛海第二部副部长之职务也因之撤免。因此，他除担任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副主任外，主持艺文研究会，便是他的一项主要工作。

总干事之下分设有各组，在汉口设立的有研究组、总务组、调查组、出版组、人事组及经济考察团、编译委员会等。各组设主任干事各一人，干事及助理干事各若干人。研究组主任干事由陶希圣兼任，梅思平任副主任干事，总务组主任干事罗君强，调查组主任干事刘炳黎，出版组主任干事叶溯中，人事组主任干事刘百闵，经济考察团由陶希圣及侯树彤主持。编译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陶希圣及吴景超、陈之迈3人主持。另在香港设国际编译社，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由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主持。艺文研究会编辑发行“艺文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组之下，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专门编印各种小册子。

艺文研究会设总会于汉口，总会以外尚设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四个分会，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讯员。香港国际编译社实际也属于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三种刊物。由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问题》，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主编《国际通讯》。他们每周举行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会后就国际时事起草两份报告，交由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与汪精卫。“国际编译社”只是内部的名称，对外不公开，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同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在汉口的各机关开始西迁，艺文研究会亦于7月底迁往重庆。此后，内部组织稍有变化，研究组改称编审组，人事组、调查组无形取消。由于总会迁往重庆，原有重庆分会取消；广州失陷后，广州分会取消；长沙分会由于发生长沙大火而取消，西安改为通讯员。12月，汪精卫、周佛海出逃后，艺文研究会也就奉命结束。

艺文研究会成立之始，即大力贯彻其对内*，对外主和的宗旨。首先，千方百计的控制舆论。第一，是直接出版刊物，如《政论》旬刊（后改半月刊），及各种小册子等，专门刊登汪精卫、陈希圣等人鼓吹*及与日本“和平”的言论。同年3月，《政论》旬刊第六期（3月20日出版），以答问的形式，刊登了陶希圣关于“艺文研究会”宗旨及活动内容的谈话记录。陶希圣声称：艺文研究会的口号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并以建立“*政治”为幌子，攻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割据、是分裂。他声称：“*政治不是政治割据，要把割据当成*，是历史的倒退，不是社会的进步”；“*政治不是民族分裂。要乘国家对外作生死存亡的抗战的机会，用*斗争来减低政府力量，混乱政治的秩序，这是*政治所不许的。”

艺文研究会（3）

艺文研究会控制舆论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拟定宣传方针指导及资助，收买拉拢非国民党系直接办的报纸杂志，使其接受艺文研究会的“指导”。如研究组，其任务除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分析国内各种报刊的言论动向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拟定宣传纲要，供各报刊采用。据统计，艺文研究会补助津贴的报纸杂志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及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区域。143

除此，艺文研究会以及周佛海本人还大力散布失败主义，为对日“主和”制造舆论。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4月30日，《民力》周刊登载了周佛海所写的《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他打着宣传、解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旗号，鼓吹*和大肆散布“抗战必亡”的谬论。

他说：“这一次的宣言与纲领的内容，博大精深，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全部加以说明，现在仅就宣言与纲领里面提出两点来说，这两点也就是我们在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中心观念。第一点是民族国家的信仰，第二点是科学的信仰。”

周佛海所谓“民族国家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他反对共产党所进行的抗战宣传，要共产党在言论和行动上，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以“统一思想与行动，于军事指挥之下，共同以抗战胜利为我们一致的行动目标。”他反对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共产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他说：“民族国家的胜利，就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胜利；民族国家的危亡，也即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危亡。所以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

周佛海所谓“科学的信仰”，只不过是宣扬日本工业发达，科学领先，武器优越，不可战胜；中国经济不发达，武器落后，而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他说：“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的面前，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而是应当贯通平时与战时”。他指责抗战以来人们表现出的热情，是一种盲目的感情用事，是“忽略武器，单重社会运动”，因而是错误的。

周佛海为什么要发表这篇阴阳怪气的文章呢？这是因为他虽然反对继续抗战，但面对全国高涨的民族情绪以及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抗战政策，而不敢公然反对。于是，便在暗中施放冷箭。他在叛逃当了汉奸之后，关于主持*时反对抗战的手法，有过如下的供述。他说：

为着振奋人心起见，（国民党）召集了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我于是实际上便担负起中央宣传部的责任了。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于是我便想尽方法，向蒋先生辞职……结果未承蒋先生允许，只好勉强担任，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最痛苦的是每周三种会议。一个是*、政治部和其他有关宣传的各机关的宣传会议，一个是召集外国记者的谈话会，一个是本国记者的谈话会。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厅长郭沫若。*是我和董显光、萧同兹。每次会议，听着陈诚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论，真使人啼笑皆非。听着周恩来、郭沫若等捏造事实，欺骗民众的报告，真使人切齿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144

暗中通敌（1）

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周佛海由于对抗战前途万分悲观，所以便亟谋与日本恢复外交联系，并促成外交谈判的渠道。为此，他与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进行了种种策划，施展计谋，作出了派遣高宗武前往香港，建立机关，暗中与日本联络的决定。关于这件事，周佛海在他所写的《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他说：

我们听到此话（指陶德曼调停失败——笔者），便想到此际对于中日间的关系，若再想不出什么办法是不行而大为兴奋了。在此协定（指陶德曼转告的日本有关“议和”的条件——笔者）失败之后，南京便告陷落。但那时我与高宗武认为：“必须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才行，现在中日间已经完全被切断了，但这是不行的，应当想出一个脱出汉口的方法才好。”而想了种种的计划出来。我那时正担任着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副主任，主任是由陈布雷担任。我因为站在那样的立场，所以便首先抱定了必须想什么办法，搜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计划，并设计要在汉口设立一个机关，以便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并决定任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担起此职务。于是我便对高宗武说起：“你到香港去吧，我可对蒋介石荐你去，我可对他建议命你到香港去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145

在战时收集有关敌方的情报，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侍从室的一项任务，也是要向蒋介石提供敌我双方，有关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供决定军事、政治、外交方针之参考。而高宗武谙熟日语和日本政局，其亚洲司的主要外交对象便是日本，当时的香港，是情报工作的集中地。所以，周佛海提出在汉口设立专门的对日情报机关，并提议派高宗武赴港，是名正言顺，天衣无缝，不会暴露任何别有所图之用心的，因而也易于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于是，他便与高宗武进行了密商，并由高宗武提出具体计划。周佛海说：

高宗武那时也拿有其所计划的计划书来，所以我便把此书提交给蒋介石看，等其看完才说出下面的话：“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146

经周佛海如此一说之后，蒋介石认为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决定每月拨出8000元的经费供其使用。因此，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

高宗武是在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此事，周佛海早在2月10日写信给时在香港的杨淑慧就已谈及。信中说：“高宗武夫妇廿二日飞港。”高宗武直等到要飞往香港的前一天，即21日，才去向蒋介石辞行。当他去辞行时，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接着，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是王宠惠却阻止高宗武前往香港。他说：“你不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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