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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五四健将（1）

在出席*“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之中，出生官绅世家的不少，但像张国焘的家庭那样显赫和富有的不多。张氏三兄弟全部加入了共产党，但归宿迥异。老大成叛徒，老二是烈士，老三激流勇退，当了一辈子平民。

张国焘出身于显赫的官绅之家。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曾多次向同事和朋友炫耀：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这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

在江西萍乡，张氏是有名的大家族。据县志记载，他们并非原籍居民，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才由广西迁入萍乡县上栗镇。带领张氏家族迁居萍乡的第一代家长为第155代集翰公。

上栗镇位于罗霄山脉中段，是萍乡县北部贸易中心，邻近湖南浏阳、醴陵。这里土客籍矛盾非常尖锐，原籍居民与外来居民经常为土地、山岭、水源、房屋等发生冲突，轻则告官争讼，重则进行大规模械斗。但是，张氏家族自迁入以来，整整9代都能远离这些矛盾和纠葛。从集翰公那代开始，这个家族就信守一个训条：读书致仕，走官绅之路。有了知识，不惹麻烦；有了功名，不怕麻烦。

张国焘的父亲张觐光是这个家族亦官亦绅的典型。他以县试第一名的身份，走上仕途，历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推事、浙江省象山县知事、江西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等职。在当官的同时，他还长袖善贾，做生意，开钱庄，治田产，使原本优裕的家境更加富绰。

张觐光与浏阳文家市的刘氏结婚，生育了四个儿子，长子张国焘，二子张国燕，三子张国庶，四子张国杰。除张国燕早年病逝外，其他三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他们都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人生起点，但最后的归宿却迥然不同：

张国焘以叛逆著称。他是老大，参加了筹建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最后当了叛徒。

张国庶以忠烈驰名。他在兄长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历任*江西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宁死不屈，受尽酷刑而死，死后尸体被抛入赣江。与他同时就义的还有妻子晏碧芳。

张国杰老实本分。他入党不到一年，即遇大革命失败，遂脱离组织，回乡种田，过着简朴、平静的农家生活。相比谤满天下的大哥和誉满天下的二哥，他籍籍无名，但是，他并不遗憾。临死前，他对自己有一句宽慰的话：“我没有光辉的历史，惟有踏实的农家生活。”

他的后代曾这样点评三位长辈：“时势造英雄。国焘大伯的结局叫人遗憾和痛心。国庶二伯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骄傲。看到自己平凡一生的父亲，我们感到满足。”

在张氏三兄弟之中，张觐光对长子寄予厚望。

张国焘生于公元1897年11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从3岁开始，张觐光亲自教他诵读《三字经》、《百家姓》，5岁时又把他送入好友廖石溪在上栗镇所办的私塾里读书。

五四健将（2）

衣食无忧的家境，人丁兴旺的家族，备受宠爱的长子，提前发蒙的教育，给童年时的张国焘性格上打上深深的烙印。他争强好胜，却又专横蛮霸；聪明好学，却又自以为是；喜欢出头，却又迁怒诿过；敢于任事，却又经不起失败。这些性格中的优缺点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国焘9岁时就以胆大、聪慧闻名闾里。利刃加颈，他没有一丝怯意；恫吓逼供，他能从容应对。乡党们说这是一条能够腾飞九霄的蛟龙。面对多灾多难的父母之邦，他抛弃科学救国的主张，报考北京大学，渴望在政坛大展身手。（略）

“南陈北李”会聚北京大学，掀起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传播的阵阵风暴。五四运动改变了张国焘的命运，将他推上历史的前台，一夜之间，籍籍无名的书生一跃成为北京爱国学生的领袖。

1916年10月，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来到京城。

北京是最能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地方。

这里大气磅礴，金碧辉煌。规模宏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安门，藏山纳川的中南海，天人合一的天坛、月坛，清一色的红墙绿瓦，栩栩如生的雕龙绘凤，还有那数不尽的巍巍宫殿、大庙、王府、官邸和错落有致的四合院，代表着中华民族璀璨的历史和文化。

另一方面，这里又闭塞呆滞，散发着腐朽没落的气味。大清皇朝虽然被推翻了，但那些戴着大红顶子的王公大臣，每月初一、十五依旧集聚神武门，向逊位的皇帝溥仪朝拜，满街的旗人男女，相见时依旧打千问安，挂着*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与过去的总理衙门、九门提督府毫无二致。

最能体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是被称为“国中之国、城中之城”的东交民巷。这里外国使馆、银行、洋行等大厦林立，四周筑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大饭店和租界公园门口挂着醒目的招牌：“华人与狗不得进入”。

北京大学是张国焘心目中的圣殿。进校后不久，他发现这里同样交织着新旧矛盾。授课的教授，分为留洋派和国粹派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相互攻击；在学生之中，高年级的老生和刚进校的新生从兴趣到主张大相径庭，新生讥讽老生摆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其实满肚子糟糠，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老生则奚落新生不知深浅、不懂世故、肤浅稚嫩，他们挂在嘴上的还是格物致知、修身治家平天下那套陈词滥调。

新旧矛盾经常发生在张国焘的宿舍里。当时，宿舍是新老学生杂居在一起的。有两位即将毕业的老生，成天忙于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喝醉了，深夜回来胡闹，吵得大家无法安眠。张国焘和一群新生多次向他们提抗议，向校方反映情况，要求强迫老生遵守作息时间和宿舍的规章。可是安静了没几天，时间一长，老生又旧态复萌，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张国焘深感失望、苦闷，把北京大学比作一潭凝固的死水，掷一块巨石也引不起半点涟漪。

1917年1月，随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蔡元培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当时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学贯中西，思想激进，精力充沛，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像一块飞速旋转的磁铁，既能在疾旋中流光溢彩，又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将一批思想界的巨星和激进青年召至麾下。他将《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以这个刊物为阵地，将文坛双杰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反孔猛士刘半农、音韵学大师钱玄同、文学巨子沈尹默、哲学大师胡适聚集在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四健将（3）

《新青年》像惊蛰的春雷，使昏睡中的青年苏醒，它又像奔腾耀动的洪流，激荡着北大校园。

在此之前，张国焘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中探究出一些救国救民的门径。1917年春，看到《新青年》后，他顿觉眼睛一亮。首先是觉得它的名字好，洋溢着昂扬向上、磨砺自新的精神，再看内容，更是合乎口味。

《新青年》整整影响了张国焘那一代人，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最终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对于这种影响，张国焘的校友杨振声描述道：

（《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从此，张国焘把陈独秀视为政治上的引路人，追随他走过了十年的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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