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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于是乎，贺绿汀被用绳子跟德彪西捆在一起，同受批判。在《文汇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这场论战的文章；一九六三年六月，两篇；七月，三篇；八月，三篇；九月，四篇；十月，四篇；十一月，两篇；十二月，两篇；一九六四年一月，一篇。

这场“大批判”，还从《文汇报》扩大到《光明日报》、《人民音乐》。

诚如贺绿汀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姚文痞与德彪西》一文所言：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大批判’，首先把我当活靶子来打，同时还想钓出一大批‘鱼’来批，为他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开路。

“文章大都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姚文痞还亲自上阵指挥。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文汇报》上，他写了一篇化名‘群山’的臭文，除了替打手们打气之外，自己无法进行回击，真是‘银样蜡枪头’。九月九日，他又化名‘铭人’在该报上登出《从德彪西想到星海》的文章，把洗星海的文章抬出来作为炮弹……”

贺绿汀痛斥姚文元，被张春桥称为“文革”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在“文革”刚开始，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载长文：《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从此，贺绿汀受尽折磨，以致在一九六八年被投入监狱。他的爱女贺晓秋，年仅二十八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夜被逼自杀。贺绿汀在狱中度过了五年多。直至一九七三年，贺绿汀的三哥贺培真去北京找毛泽东，要求释放贺绿汀。尽管张春桥曾扬言：“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毛泽东还是下令解放贺绿汀，张春桥不得不照办。直到贺绿汀出狱，回到家中，问起怎么不见爱女贺晓秋，才知她早在五年前已愤然离世……

“女客人”把上海作为“基地”

差不多就在进行德彪西大论战同时，姚文元又和张春桥一起，投入“大写十三年”的论战。

在一九六三年初，当何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北京保持着沉默。

这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恰恰相反，沉默意味着反对。

大战前的沉默。张春桥手中握着《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却并不急于抛出。

就在这时，从北京来了“女客人”。

“客人”下榻于上海第一流的高级宾馆——锦江饭店，并不抛头露面。

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上海红都剧场的灯光渐渐暗下来，大幕徐徐拉开。

这时，一个戴着大口罩和紫色秀瑯眼镜的五十岁的女人，在一个也戴着眼镜的瘦削的男人陪同下，悄悄步入剧场，坐了下来。

舞台上，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

没有上台祝贺，没有接见演员，没有呱啦呱啦发表讲话——未等谢幕，那女人便又悄然离开了。

这是“女客人”在上海公众场合唯一一次不露面的露面。

“女客人”——这是张春桥规定的江青的代号。

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张春桥原原本本向姚文元转达了“女客人”的话。姚文元不断地思索着：“基地”意味着什么？

四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了一场大战前的前哨战。

中宣部在那里召开文艺工作会议。

弥漫在会议室里的烟雾，仿佛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烟，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烟。

两军对立。气氛显得那么紧张。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开火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击着。

他们齐轰“大写十三年”。他们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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