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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元旦联欢会年年举行，而这一次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却是空前的。因为事先接到通知，说是“会议重要，务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联欢会，怎么忽地变得“重要”起来？

一月六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最使大家高兴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应邀来到，和大家一同联欢、共迎新春。陪同柯庆施同志参加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等。当柯庆施同志出现在演出大厅中时，全场热烈地鼓掌欢迎。主持联欢会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熊佛西当即代表大家邀请柯庆施同志讲话。……”

原来，“会议重要”，全然因为柯庆施要发表讲话。

这一回，柯庆施确实说了一番至为重要的话，以至上海文艺界为此“学习”了多日。

柯庆施说：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柯庆施的讲话，概括为一个崭新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就是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一月六日，《文汇报》报道了柯庆施的讲话，顿时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其实，“大写十三年”这口号，与其说是柯庆施提出来的，不如说是柯庆施和张春桥一起提出来的。姚文元“紧跟紧追”，成为这一口号的最积极的鼓吹者。

你一点，我一条，在张春桥的家里，姚文元跟张春桥拼凑着“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姚文元是个从“左”如流的“理论家”。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说过跟“写十三年”背道而驰的话：

“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古至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然而，这些理论眼下已显得过时了。就象磁带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赶紧顺应风向，为“写十三年”大声鼓噪——作为“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向来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一切为了“紧跟”，“紧跟”便是一切。

就在刚刚跟张春桥生硬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的时候，《解放日报》社给姚文元送来了戏票。

大幕拉开不久，姚文元便开始摇头。

那是由刘川编剧的话剧《第二个春天》，黄佐临导演。这出新戏写的是海军某部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故事。

“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油条厂长’怎么会突然转变？”一边摇头，姚文元的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凭借着“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姚文元看出这出新戏存在着“严重问题”。

回到家中，他打着腹稿，准备写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忽然张春桥来电话：“柯老约你一谈。”

当他从柯庆施那里回来，姚文元急于“摇”笔杆。他，写的不是批判文章，却是充分肯定《第二个春天》的剧评。

柯庆施的话，寥寥几句，说得那么透彻：“我们提倡‘大写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写十三年的作品。《第二个春天》，应当给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庆幸——那篇批判《第二个春天》的文章，幸亏还没有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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