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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九旬老人汤静逸的回忆，可以说是对姚文元的“干爹”、“干娘”的面目的最确切的描绘。

费侠成为徐恩曾的夫人之后，加官晋级，当上了中统局总干事、伪立法委员。

姚蓬子跟随主子来到汉口，每月照领中统津贴一百元。他参与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继续发表“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姚蓬子住在汉口交通路。那是类似于上海四马路那样的文化街，书店集中在那里。姚蓬子又混迹于出版界了。

在武汉，人们常常看见费侠带着“干儿子”姚文元去看戏、看电影。姚文元成了联系姚蓬子与徐恩曾、费侠之间的一根“热线”。

大约由于有着相同的经历，加上攀了“干亲”，费侠与姚蓬子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费侠写了文章，送来请姚蓬子“润色”；姚蓬子写了文章，有时署上“费侠”两字加以发表！

两个叛徒，结成了“神圣同盟”。

就在这个时候，楼适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也来到武汉，在《新华日报》社工作。

“天下真小。”楼适夷跟姚蓬子在武汉不期而遇了。先是有点尴尬，马上嬉皮笑脸，姚蓬子朝楼适夷打招呼。

楼适夷心中别扭，脸上也别扭，一转身，走了。

党组织知道，劝楼适夷还是要做好姚蓬子的工作——这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抗战期间，大敌当前，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楼适夷、郁达夫、冯乃超等共聚汉口，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由老舍负责，楼适夷担任编辑，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国民党这边有靠山，在共产党那边有熟人，左右逢源，两边都有“关系户”。他很会经营，袋里常常塞着大把钞票。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意识到金钱的重要，于是想方设法弄钱，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错，在“中苏文化协会”也挂上个头衔——他是个善于钻营的人……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这三天，汉口、武昌、汉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逃往“陪都”重庆苟安，姚蓬子“紧跟紧追”徐恩曾，也逃往这座山城。

明里，姚蓬子挂着《新蜀报》副刊主编的头衔。

暗里，姚蓬子依然干着中统特务的勾当，与徐恩曾保持着单线联系。

关于姚蓬子在重庆依然是中统特务，有着两份铁证。

徐恩曾的秘书袁逸之，曾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国府路二八二号，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书，约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法币给我，对我说：“姚蓬子明天来家，你把钱给他。”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看门副官王积善上楼来对我说：“姚蓬子来见你，要不要见他？”我说：“叫他上来。”王引姚上楼来见我。我把徐交的钱给了他，他卑躬曲膝的样子对我说：“袁秘书，谢谢你。”在抗战这段时期，姚蓬子从汉口撤退到重庆，表面上仍打着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会上闯，而暗里却单线直接和特务头子徐恩曾联系，供特务机关使用。

另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则是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重庆区区长张文，他也还记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期问，在设于重庆川东师范的中统局本部，我曾几次碰到姚蓬子。当时我任中统局第一组第二科长，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笔津贴。

从叛徒到中统特务，姚蓬子的一轨迹“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姚蓬子毕竟是聪明人。这时候，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中国的未来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显的了。姚蓬子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了。

他左思右想；当诗人吧，写诗那点稿酬，如胡子上的饭粒；当作家吧。写什么呢？写左翼作品，徐恩曾不会放过他。写反共作品，会遭左翼作家白眼。办刊物吧，难！在南京，丁玲与徐恩曾那一段对话，他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稳而又妥的，还是开书店。进，可以自己印书出书；退，还可以销售别人印的书。不论进退，都可以赚钱。

他嗫嚅着，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开设一家书店。“独立谋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借给他一笔款子。

姚蓬子千恩万谢，接过这些新钞票，再三声言：一旦书店站稳脚跟，有所盈利，日后定然连本加息奉还！

于是乎，重庆白象街头冒出“作家书屋”的崭新招牌，经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这个书屋，兼出版社和书店于一身；姚经理，则兼编辑和老板于一身。

“作家书屋”既出书，又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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