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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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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

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陈毅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陈毅在对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参加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并未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一、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三、“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四、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五、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总理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总理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帐，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作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过好。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40年前，反动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屠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那时，26岁的陈毅曾亲自组织参加了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当然，陈毅的这句“牢骚”话是私下里说给身边工作人员听的。

然而，在“后台老板”的鼓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们却一天也没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对陈毅等老帅和副总理们大兴问罪之师之际，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也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所使用的口号也越来越升级，由原来“批判”、“火烧”，发展为“炮轰‘、”打倒“，直至最后竟使用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最极端的口号。一时间，对陈毅”问题“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口号，都成为划分某个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的标志，由此，不少群众组织内部出现分裂，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相互不服，纷争不已。最后，只要是坚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陈毅的组织，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衷“的大帽子。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竟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已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对此，周总理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并为一直拖延不开的第二次外事系统“批陈”大会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反复周旋。下面是总理同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外交部“联络站”（理直气壮地）：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支持我们的还有外事系统的9个组织。我们发起游行的主要一点是要求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他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

总理：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交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为。

一造反派：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您讲清楚些。

总理：外交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造反派：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总理：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众人：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总理：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众人：什么条件？

总理：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众人：好几个月了，他（指陈毅）总也不露面。

总理：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这是正常的，何必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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