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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他平静地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邓小平建议：“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在宴会上双方又共同举起酒杯。邓小平提议：“为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正常化，祝贺这个正常化，请大家干杯。”

就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举杯庆贺关系正常化之际，那场罕见的政治风波在中国首都北京愈演愈烈。不久，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他认为自己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七年中，种种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随即，70多年来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此时，东欧又发生了剧变。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照例是迎着旭日，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格局面前，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社会主义中国，观察她能否经得起严峻考验。

此时的邓小平告诉大家：对整个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很从容地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数。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行动来制裁中国，最明显的就是1989年7月，七国首脑在巴黎召开的会议。此时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10年来的最低点。对这些所谓的“制裁”，40年前邓小平就有了明确坚定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在当时那种紧张的局势面前，邓小平以“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魄力和胆识，确定了对美国的一个总方针。具体讲：一是向美国强调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二是美国应采取主动改善两国关系，我们绝不会乞求美国取消制裁；三是美国首先考虑本国的战略利益，同时要尊重对方利益。

结果，美国方面于1989年10月和12月，相继派出了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试探也好，求和也罢，终究是他们来到了中国，坐到了邓小平的身边。邓小平严肃地对尼克松说：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还有一个国格。他对总统特使说的是：“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尼克松从邓小平这位85岁的中国老人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话：“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的态度可以说是“乱云飞渡仍从容”。他的话是那样的入情入理。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4）

经过几年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和美国自己开始自行消除与中国正常关系的障碍，“制裁”、“封锁”、“孤立”宣告破产。事实证明了邓小平说过的话：“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我们自己要提高警惕，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同志指出：历史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侵略扩张导致灾难，和平发展才能带来繁荣。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世界和平的明媚阳光之下，人类崇高而远大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我和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1）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悼念刘伯承的文章

1986年10月14日，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礼堂里，白花点点，哀乐阵阵。邓小平带领家人最先来到礼堂，向患难与共长达十三年的老战友刘伯承的遗体告别。鲜花翠柏丛中，刘伯承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安详地躺着。邓小平向故去的老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环绕着遗体，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渐渐地，泪水模糊了视线。这在不轻易流露情感的邓小平来说，不是很多的。

两天以后，邓小平又主持了刘伯承同志追悼会。早在1976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时，在北京就流传着这样一条传闻，说刘伯承讲，我死了以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邓小平。传闻毕竟是传闻，因为1973年以后，刘伯承就丧失了思维能力，1975年以后又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所以是不可能说什么的。当然，这个传闻表明了战友的情深意重。但结果是，94岁的刘伯承去世后的追悼会，的确是邓小平主持的。

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222篇文稿中，就有两篇是邓小平为刘伯承而作的。一篇是1942年12月15日载于《新华时报》华北版《特刊》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另一篇就是邓小平在主持追悼会后第五天发表的《悼伯承》。

很多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将士们曾这样形容，这两个人的关系：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之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诞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按照农历，虽然都是龙年生，但刘伯承大邓小平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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