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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1977年7月，邓小平夫妇当年劳动过的工厂收到邓家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这封信，表达了邓小平一家对工人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在你们厂的三年劳动、学习中，与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友谊，工人和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感动难忘。”

邓小平曾这样对别人讲：我这里生活是很单调的。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在子女心目中，邓小平是慈父。

邓小平夫妇在将军楼中住下后不久，就提出能否让在陕西插队的小女儿邓榕先来南昌和家人见面，因为她不知道三位老人南来江西，结果杳无音信。后来又提出让大女儿邓林前来，答复是子女可以前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很明显，这是一种不赞成。卓琳难过，邓小平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默默无语。

有一次，邓小平和监管人交谈时，不无惆怅地说：“我这里生活是很单调的，想写信给中央，能否让两个小孩靠近我们。现在看来不行就算了，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

看着对方年轻的脸庞，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大口烟，面带苦涩地微笑说：“你年纪还轻，还没到年龄，到了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会有这种感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1970年春节前夕，小女儿由陕西来到南昌，这真是喜从天降！小女儿聪明活泼，性格开朗，喜爱唱歌。来那天，一走近将军楼，老远就跑着叫爹爹、妈妈，当她一下子扑到邓小平怀抱里时，一向不善于感情流露的邓小平双眼迸放着慈爱、喜悦的光芒，父女久别重逢的这番情景感人至深。

1971年冬天，邓小平夫妇为二女儿举办了十分简朴的婚礼。那一天，将军楼内外笑声不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庆气氛。看着子女们在困境中得到锻炼，如此豁达、乐观，而且长大成人了，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

二女儿怀孕临产时，她准备在父母身边生养，并希望婆婆同往。婆婆心想，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亲家毕竟是当过“大官”的，去那能合适吗？经再三动员，才前往南昌市。

没想到，刚一见到邓小平时，拘束感就消失了不少。邓小平很和气地对她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儿。有一天，邓小平坐在将军楼门前，怀抱着小外孙女合影。小家伙的眼睛怎么也不看前方。邓小平一边用手逗着，一边嘴里叨念着。无奈，小外孙女就是不往前看，“咔嚓”一声，照相机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穿着棉衣，头戴圆帽，怀抱小外孙女，看到隔代孩子的出生，他心里涌起难得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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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6）

邓质方，小儿子，读中学时，小儿子就爱好搞无线电，头脑很聪明。“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山西插队。1970年，他也前来南昌探望年迈的父母。小儿子的到来，使邓小平夫妇心里感到十分喜悦。当天晚上，父子俩畅谈到深夜。从社会讲到家庭，从学习讲到生活，带来了许多外界新闻，邓小平听了感到很是忧虑。他已经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展越来越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连“伟大舵手”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驭了。

最令邓小平惦念的是大儿子。他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太行山区，由老战友刘伯承起名“朴方”的儿子，从小学业就很好，“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第二号走资派”问题的株连，受迫害致残。更使两位老人牵肠挂肚的是：邓朴方住院治疗期间，身边却没有任何家人护理。后来从亲属来信中得知，邓朴方已被撵出医院，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当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发高烧。儿子的不幸遭遇，令两位老人十分悲痛，他们的心几乎都被揉碎了。

恰巧这时中办和江西省革委会在商量怎样护理邓朴方的问题。邓小平及时致信党中央，表明要把大儿子接来自己照顾的愿望，获准后，邓朴方得以前来南昌。妹妹跳跃着扑到父母怀中，不同的是，邓朴方是坐着手摇车来到父母跟前的。

晚上，邓小平夫妇帮助儿子洗澡。邓小平手拿热毛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抚儿子的肌肤，还仔细地询问着病情。儿子双手扬着，一边比划一边告诉父母：“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听到这些话，两位老人难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夏天的南昌非常炎热邓朴方每天都需要洗澡、翻身。这些沉重的护理工作，便由邓小平主动承担下来。他先把洗澡水烧好，再组织全家人帮忙，把很胖的邓朴方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他一丝不苟地给儿子擦胸搓背，还得耐心地听从儿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指挥。

邓朴方平稳地坐着，面对父母及家人平静地讲述着自己欲见亲人的痛苦往事：“一天清晨，我起床后吃力地挪动着瘫痪的身躯，坐进手摇车时，没跟任何人讲，就一个人悄悄地摇出了救济院。我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还想到中南海去找你们。我用力地摇着手摇车，和太阳比赛，沿着柏油马路，直向北京城。凭着双手力量，我摇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中南海西门。坐在车里，我在西门外的马路旁，静静地向中南海里望着，一望就是几个小时。我想，也许能望见父母，或者望见那些从小就熟悉的伯伯、叔叔们，总之，我是多么想见到亲人啊！”

邓朴方的话，深深地打动着邓小平夫妇的心。为了不使邓朴方在家中寂寞，邓小平经常考虑怎样给他找点事做，丰富他的生活内容，在精神上给他以安慰。

有一次，邓小平在车间里主动问陶端缙：“厂里有没有修理电机方面的事情可干？”回答说没有。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技术的或者收音机修理方面的事情可干？”陶端缙想遍了厂里的种种工作，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事可做。邓小平告诉陶端缙：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能给他找点这方面的活儿干就好了。他得知厂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活儿，仍抱着一线希望，第三次询问陶端缙：“你家里有没有收音机呀？让孩子修理一下也好，这也使他不至于整天躺在床上闷得慌。”看到对方因生活拮据，没有收音机，当然也无法拿来修理时，邓小平理解地点了点头，便不再提这件事了。为儿子的一点小事开口求人，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不多的。

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1）

“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还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　1982年11月邓小平在井冈山参观时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

在一些执行“左”倾路线很卖气力的人眼中，与邓小平很难交谈。有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汇报。

邓小平夫妇来江西一个月后，监管人奉命要邓小平写出劳动和学习心得，实际上是想了解其“思想动向”，看其“认识错误”的态度。结果，邓小平十分不快，只说了一句“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话，就转身走开了。后来，监管人改变态度征求邓小平对其工作的意见时，邓小平平心静气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这次“思想汇报”倒成了邓小平对监管人的思想教育。以后，上级又再三催促：他们来劳动一年多了，让他们总结总结嘛，你给他们宣传宣传。于是，监管人用纸写下了两段毛主席语录，放在邓小平的饭桌上。

邓小平当然理解此举的含义，但他并未理会，还是平静地吃饭。不几天，上级催促紧了，监管人又继续送来类似的两条语录放在桌子上，邓小平仍旧熟视无睹，没有愠怒，没有惊异，和往常一样，大口地吃着饭。

还有一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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